朱耷（1626—约1705），江西南昌人，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。明亡后削发为僧，后又入道门，一生经历家国巨变，遂将满腔孤愤寄托于笔墨。他的名号甚多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“八大山人”，落款时四字连缀，似“哭之”又似“笑之”，道尽了他哭笑不得的遗民心境。

朱耷在画史上通常被归入清初的“野逸派”，与石涛、髡残、弘仁并称“清初四僧”。他不是明代画家，而是由明入清的遗民画家，其艺术根植于明代文人画传统，却在清代画坛独树一帜，完全跳脱出当时正统画派“四王”的藩篱。相比“四王”对传统技法的亦步亦趋，朱耷走的是直抒性灵、高度写意的道路。

在主要题材上，朱耷涉足花鸟、山水，尤以花鸟成就最高、面目最独特。他笔下的物象，无非是日常所见的鱼、鸟、鸭、荷、石、鹿等，但全然不是甜美讨喜的样貌：鱼是翻着白眼的，鸟是缩颈耸背、单足独立的，鸭子是鼓腹昂首的，连鹿也带着一种惊警与孤傲。他的山水，多取荒寒萧索之景，剩山残水，意境枯寂，恰是他内心山河破碎的投影。

其作品的典型笔墨特点，可用“简、奇、冷”三字概括。他笔墨极简，往往数笔便勾勒出物象神魂，大片留白，计白当黑，给人空灵孤绝之感。造型极奇，常作夸张变形，如著名的白眼向天，是花鸟画史上空前的创造，赋予了物象强烈的人格化表情。气息极冷，无论是墨荷的淋漓水气，还是枯木的干笔皴擦，总透着一股孤冷清寒的意味，仿佛天地间只剩下这一方遗世独立的笔墨。他的用笔圆润中见方折，中锋为主，墨色变化微妙，从渴笔到泼墨，控制力极强。

在师承关系上，朱耷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一师承。他的艺术，首先是源于家学，出身宗室，自幼受良好诗文书画教养，其父、其叔皆擅丹青。其次，他远承明代写意大家，深受陈淳、徐渭的影响，尤其是徐渭的大写意精神与泼墨技法，但他去除了徐渭的狂放热烈，代之以极度的冷静与克制。此外，明末董其昌的绘画理论和笔墨意趣，对他也有潜在的启示。可以说，他是在充分消化明代文人画成就后，以个人身世与性情为炉，炼成了自己的语言。

其代表作品，花鸟画中最震撼人心的是《鱼鸭图卷》、《花鸟山水册》、《安晚册》等。《鱼鸭图卷》中那些翻着白眼、遗世独立的鱼与鸭，几乎成为他艺术精神的符号。山水画的代表作则有《山水通景屏》等，意境苍茫。书法作品如《临兰亭序》等，同样个性强烈，与其画风高度统一。

在与其他画家的关系上，最值得提及的是他与石涛的神交。两位同是明代宗室后裔，同遭家国之变，同入佛门又同是画坛革新的巨匠。他们虽一生未曾谋面，却有书信往来与艺术合作（如石涛为朱耷补画《桃花源图》），可谓艺术上的知己、精神上的同路人。石涛是激昂奔放的，朱耷是冷逸内敛的，二人一动一静，共同构成了清初非正统文人画的顶峰。

关于作品时间线，朱耷的艺术风格与他的心态、名号变迁紧密相关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：

• **早期（约1650s–1680）**是他遁入空门、法名“传綮”的时期，画作流传极少，现存多为蔬果、花卉，笔墨较谨细，可见对沈周、陈淳的学习痕迹，署名多用“传綮”、“个山”。此时他还在传统中寻找出路。
• **转折期（约1680–1690）**是他离开佛门、情绪剧烈波动的时期，开始出现“驴”形签款，大约在1684年（59岁）前后，他开始使用“八大山人”这个响彻画史的名号，并逐渐形成个人风格。此时笔势由工细转向奔放，造型开始夸张。
• **成熟期（约1690–1705）**是他艺术生涯的巅峰。“八大山人”署款定型，白眼鱼鸟、简笔荷石的风格完全成熟，“哭之笑之”的落款意味愈发明显。此时作品笔墨炉火纯青，达到了中国文人画“笔简形具”、“得意忘象”的最高境界。重要代表作多完成于此阶段，直至1705年左右，他在孤寂中去世，身世成谜，唯留画作传世。

对后世的影响，既深且远。在审美上，他极致的简约、夸张的造型与强烈的主观表现性，极大地拓展了文人画的抒情功能和笔墨张力，将大写意花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。在具体流派上，清中期的“扬州八怪”（如郑板桥、李鱓）直接受其滋养，晚清海派的赵之谦、虚谷，乃至近代的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，无一不对他顶礼膜拜，从中汲取了革新的力量。齐白石曾直言，恨不生前三百年，愿为八大山人磨墨理纸。这股由朱耷等人开创的重视个性、强调笔墨独立价值的“野逸”之气，成为后世中国画创新不断回溯的精神源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