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昌，字昌之，生卒年不详，活跃于北宋真宗至仁宗时期（约公元11世纪），是北宋中期极具个性的花鸟画家。他并非严格隶属某一画院流派，而是以其独特的“写生”主张和精湛的赋色技艺，在“黄家富贵”的体制外开宗立派，成为宋代花鸟画由工笔重彩向文人意趣过渡的关键人物。

所属画派与核心主张

赵昌的艺术道路与当时主导北宋画院的“黄家”体系背道而驰。他未被归入任何一个当时的主流派系，自立门户，其核心创作方法是**“对景写生”**。他常在清晨朝露未干时，于花圃中观察花草的生动情态，调色摹写，自号“写生赵昌”。这种直接师法自然、追求物象形神兼备的实践，使他成为了北宋“写生”花鸟画风的先驱与最杰出代表。

师承关系

赵昌的师承主要有两条脉络：

• 师法自然：这是他最主要的老师。他的“写生”并非后世理解的速写，而是直接面对活生生的自然物象进行深入观察与创稿，使笔下的花果虫蝶充满生意。
• 早期摹古：据记载，他早年曾广泛学习前代画家的作品，但最终将所学化为己用，形成了超越前人的写生风格，因此很难将他简单归为某一画家的直接继承者。

画作主要题材

赵昌的创作题材非常集中，几乎专精于自然中的生灵：

• 折枝花卉：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题材，如杏花、梅花、牡丹等，尤以折枝花为精妙，能在一枝一叶间展现无限生机。
• 草虫、禽鸟：常与花卉搭配入画，如蜻蜓、蝴蝶、螳螂，姿态精确生动。
• 蔬果、生菜：这类田园野趣的题材也常被他摄入画面，充满乡野气息和生活实感。

作品的典型笔墨与设色特点

赵昌的画风以“逼真”著称，其特点主要体现在：

• 精湛的“没骨法”与重彩：他极擅长直接用色彩来描绘物象的形态与肌理，线条隐于色彩之中，或与精准细腻的勾勒相结合。其设色明艳、匀净、光润，被赞为“旷代无双”，达到了高度写实的视觉效果。
• 形神兼备的“生动”：这是他超越画工的关键。他不止于形态的准确，更追求表现花草在朝露、风中蕴含的生命律动，令画面“不特取其形似，直与花传神者也”。
• 独特的作画习惯：史载其“每晨朝露下时，绕栏槛谛玩，手中调彩色写之”，这种在特定时机直接捕捉物象瞬时状态的观察与创作方式，奠定了其作品鲜活、不僵化的特质。

代表作品（传）

赵昌的真迹存世极少且争议颇大，以下几件是最为著名的传为他所作的作品：

• 《写生蛱蝶图》卷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）：此为其最负盛名的传世之作。画卷描绘秋日野外的土坡、芦苇、草丛与三只翩跹的蛱蝶，设色淡雅清丽，蛱蝶形态精确传神，以工笔重彩画成，草叶则用笔率意自然，充满野逸之趣，是公认的体现其“写生”神髓的杰作。
• 《岁朝图》轴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：画面密布奇石、水仙、梅花、山茶等，色彩浓艳富丽，装饰意味浓厚。虽传为赵昌，但学者多认为其画风接近明清，可能是后世托名之作，但它也记录了后世对赵昌“擅重彩”的认知。

对后世的影响（艺术影响）

赵昌的影响深远且跨越画科：

• 确立“写生”的价值：他提升了“写生”作为独立创作方法的美学地位，使其不仅是搜集素材，更可成为直造“气韵生动”的途径，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画对于“师造化”的重视。
• 推动花鸟画转型：在“黄家”富丽体笼罩画坛时，他的写生野逸风，上承五代徐熙的江湖之思，下启南宋院体小品画的精致生动之风，成为风格演变的重要桥梁。
• 技法启发：他的“没骨”与重彩结合的手法，对后世花鸟画技法体系影响不小，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恽寿平等花鸟大家，在追求形神兼备与物象生气方面，可谓遥接其精神。

与其他画家的关系

• 对同代的影响：赵昌的画风在士大夫阶层中评价甚高。苏轼曾专门题诗，赞赏其“为花传神”；同时代的文人叶梦得、范镇等也对其“写生”多有记载与推崇。
• 与宫廷画院的关系：他是在野画家，画风与当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宫廷画家黄居寀（黄家富贵风格的掌舵人）完全不同。这种非官方的、“外师造化”的鲜明倾向，反而使他获得了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名望，成为士大夫眼中可与“院体”相抗衡的、更具天趣的审美代表。
• 特殊交往：赵昌性情高傲，作品“深藏不市”，不轻易与人。但他与当时的成都知府王曙有过一段轶事：王曙初到其家求画被拒，后以厚礼并每年过节探望，最终感动赵昌，在他离开成都时，赵昌才慷慨赠画。可见其作品在当时已极受珍视。

作品时间线

由于赵昌的生卒年与作品的创作年代均无确切记载，详实的作品时间线无法建立。我们只能大致推断他的核心创作期在公元11世纪的上半叶，即北宋前期。